在陈嘉庚的文章或著作中，多次提到新加坡一个地名——羔丕山。如1940年1月19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上发表的《福建会馆建校计划》一文中，就提到了“羔丕山”：

“关于福建会馆所辖三校，除道南学校而外，爱同、崇福学校，因校地狭隘，容额有限，久有谋地改建之议……本人认为完善之计当以在本馆所辖之羔丕山建一广大校舍为宜。查羔丕山占地五十英亩，最近新路已通，取道淡申律或武吉智马律，往还均称便利。且屋地既有，所费惟建料工资而已。”

这段话的大意是，陈嘉庚认为福建会馆所辖之爱同、崇福两所华文学校“校地狭隘”“容额有限”，有意对其进行改建。学校改建首先要解决场地问题，陈嘉庚心中的理想之地就是福建会馆“所辖之羔丕山”。为了促成在羔丕山建校一事，陈嘉庚亲自前往考察，发现羔丕山占地50英亩（相当于中国的303.5亩），建校绰绰有余。陈嘉庚还发现，前往羔丕山的“新路已通”，往返市区都还算方便。

一

羔丕山之“羔丕”究竟为何意？事实上，“羔丕”二字乃“咖啡”的闽南语发音。“羔丕山”（Kopi Sua）即“咖啡山”。“羔丕”属于马来语向闽南方言借词的一种现象，类似的词汇还有tenglang（唐人，即“华人”之意）、sekoteng（四果汤，一种闽南小吃）等。咖啡山还有一个英文名字为Bukit Brown，其中“Bukit”在马来语里是山的意思，而“Brown”则指英国人乔治·亨利·布朗（George Henry Brown）。因为咖啡山曾经属于英国船东兼贸易商和经纪人乔治·亨利·布朗所有，故名。

陈嘉庚不仅替爱同、崇福两校改建选好了新校址，而且对学校的改建方案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在《福建会馆建校计划》一文写道：

“依本人之计划，该地建校，可采平房方式，购用白灰，地铺士敏土，盖取其经济适用也。初期先筑教室五十座，每个教室容纳学生四十名，总数可收学生二千名。以每座建费一千元计之，全部共需五万元，合宿舍及其他应备房屋在内，最多十万元足矣。此项计划，乃专以容置爱同、崇福两校，由于场地广泛，将来仍视情形之需要而逐渐增辟也。”

根据陈嘉庚的规划，位于羔丕山的爱同、崇福两校新校区，以容纳2000名学生为目标。教室采用平房样式，建筑材料也以“经济适用”为原则，这样每座教室的建筑费就可以控制在1000元以内。初期先建教室50座，这样建教室的全部费用仅需5万元。陈嘉庚提到的“士敏土”其实就是英文“cement”的音译，现在通译为“水泥”。

二

1月25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发表了《福建会馆在羔丕山建校》一文，再次提到了其在羔丕山建校的计划。陈嘉庚首先指出了崇福、爱同两校校舍存在的问题：

“崇福、爱同二校舍，均由住宅店屋改用，并非正式校舍。且非高楼大厦，空气缺乏，光线不足，损害卫生，已无待言。”

可见，崇福、爱同两校学生使用的教室，原本系住宅和店铺改建而成，存在空气不流通、光线不足等诸多缺点，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显然不利，校舍改建已势在必行。改建在哪里比较合适？陈嘉庚继续向大家“推销”他的羔丕山建校计划：

“本会馆在距坡三英里有辖地名曰羔丕山者，大五十英亩，虽白杨衰草，不少荒坟，而大野平原，尚多旷地。盖以新路既开，四通八达，对大小坡交通，极为便利，尤以小坡为近。是地丘陵起伏，不高不低，风景优美，空气清新，附近四山，洋楼林立，佳树郁苍，校地之佳，乏出其右者矣。”

在陈嘉庚看来，这座距离新加坡市区仅三英里（相当于4.8公里）的羔丕山不仅“尚多旷地”，而且“四通八达”，是理想的建校之地。陈嘉庚说服福建会馆领导层同意，咖啡山建校计划拟先专容纳爱同、崇福两校学生，将来视情况需要，“可以尽收大小坡市区内外之学生，为百年树人伟大之宏规”。而市区的三校迁移后，则拟“将原有学校改为平民学校……以裨助贫童求学。”

随后，陈嘉庚和福建会馆还邀请1939年新成立的云庐音乐社在新加坡及外地义演，帮助筹募爱同与崇福两校的建校经费。据《南洋商报》报道，陈嘉庚的建校计划在1940年底已经完成，“只待工部局审查批准，可望于明年春季正式上课。”

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向东南亚进攻。为了躲避日寇，1942年2月3日，陈嘉庚匆匆乘小汽艇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尼避难。2月15日，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白思华（Arthur Percival）签署投降书，新加坡沦陷。陈嘉庚和福建会馆在羔丕山改建华文学校的宏伟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董立功）

（作者系蘑菇视频ios_蘑菇视频_蘑菇tv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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