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因倾资办学、服务社会而被世人所熟知。事实上，他在办学过程中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也十分重视，倾注了诸多心血。在他看来，“图书馆为文化之源泉，其嘉惠士林，较诸胶庠讲授，收效尤宏也”（陈嘉庚《致萨镇冰函》，1926年4月7日）。他不仅对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还竭力在海内外创立或资助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为传播先进文化、培养优秀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

“省图”兴替

1901年，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谕示：“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为大学堂。”1902年2月14日，福建省将凤池书院和正谊书院合并为“全闽大学堂”，将鳌峰书院和致用书院合并为“全闽师范学堂”。1904年11月26日，清廷下发的大学堂新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应附设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福建省提学司在鳌峰书院内附设图书馆，作为省属两大学堂的图书馆，是为福建省图书馆的滥觞。

1911年农历五月，附设于鳌峰书院内的图书馆搬迁至越山书院旧址，在接收了越山书院之前的藏书后被正式命名为“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光复后，福建省政务院教育司司长黄展云认为，越山地处偏僻，图书馆设于此不利于公众阅览，便将其移至司署之左。北洋政府时期，南北军阀混战，福建省图书馆命运多舛，馆舍有时甚至被用于驻军。1921年12月，福建图书馆停止开放，仅由教育厅每月发放一百元作为看守费。

陈嘉庚先生不仅热心于学校教育，还时刻惦念着国内普通国民的社会教育，把兴办公共图书馆事业作为他致力于推广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11月26日，他致函时任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谈及拟在厦门或福州创办图书馆一事：

昨弟函告林文庆先生，决在厦创设图书馆，闽垣亦拟开办，其理由略详函中，并嘱将该函送先生一阅。如厦门之建筑，我可自办，惟地点与进行事宜，请先生与林君共为酌妥，是荷。至如闽垣之进行，弟意托之教育会并商会合力办理，弟恐未能妥善，可否于本校诸教员中于首事之际参加筹谋，冀得进行妥治。

根据其规划，陈嘉庚打算在厦门和福州各创办一所图书馆。需要说明的是，他打算创办的图书馆，并不是供厦门大学或集美学校师生使用的学校图书馆，而是公共图书馆。他在信中慷慨地表示，“可自办”厦门图书馆的建筑。至于创办省城图书馆的经费，则考虑除了自己出资，福建教育会和福建商会也可以分摊一部分费用。

1925年12月21日，集美学校自办刊物《集美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校主捐赀并建两处图书馆》的报道。由报道可知，陈嘉庚打算投资二十万元用于厦门的公共图书馆，投三十万元用于福州的公共图书馆。他还特意交代，将工程师所绘“图书馆图样寄往新埠一阅，以便定期兴工建造”。

选址“南台”

陈嘉庚是爱国爱乡的典范，其优先考虑在家乡创办图书馆，也是人之常情。1925年12月29日《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陈嘉庚将在厦门福州建图书馆》的报道，说明当时他计划办馆确实仅限厦门、福州两地。

仅仅过了一星期，陈嘉庚的计划就变了。1926年1月5日，《新闻报》登了一篇题为《陈嘉庚捐资建设三大图书馆，厦门福州上海各建一馆》的报道。这篇报道说明，陈嘉庚开始考虑在上海建公共图书馆了。文中写道：上海一馆，委托李登辉诸君代为筹划，并请叶校长赴沪延请教员之便，再为面洽，闻日来正在寻觅馆址，讨论规建等办法云。

1926年1月16日，陈嘉庚又致函叶渊，嘱其赴上海与黄炎培、余日章、李登辉等人商量在福州和上海创设公共图书馆。在这封信里，他首先谈了福建图书馆的选址问题：

闽垣馆址弟初之赞成布衙者，因来示云，居城中及地势以为利公众。迨接图后，见实偏于城北，故赞成黄巷。再后详思亦偏于城内。盖在前时城中优于南台，若现下及将来，对南台当优于城内也，于是请择南门近处为最宜。况楼下兼设博物院，想各界先生必以公益为重，而不拘一方，幸甚。

信中的“布衙”即布政使司衙门，位于今天的福州市湖东路福三中对面；黄巷位于福州三坊七巷内。陈嘉庚本来赞成将福建图书馆设在布政使司衙门附近，等接到地图后发现，布政使司衙门“偏于城北”，所以又赞成将馆址设在黄巷附近。而后又认为，不论是布衙，还是黄巷，都“偏于城内”，如果从长远来看，“南台当优于城内”。所说的“南台”，即福州南台岛。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可以将图书馆与博物馆设在一处，楼上为图书馆，楼下为博物馆。

这封信还透露，除了在厦门、福州和上海各建一所图书馆外，陈嘉庚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即未来三年在“国中都会、巨镇、省会各设图书馆，附博物院”。信中还写道：

弟按此三年之内，若入息不谬，所预算者，每年可支出大银五百万元，共一千五百万元。按厦大四百万，集校三百万，图书馆八百万元。三年之后，除厦、集二校相当开销外，所有余力，则注重闽南各县之教育。

一生“抱憾”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疯狂”的想法，是因为此时正值他事业的全盛时期。

此时的陈嘉庚拥有15000英亩橡胶园，不仅开办了多家橡胶制品厂，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厂、制药厂、肥皂厂、砖厂等，厂房达30多处。其公司遍及五大洲，全球有100多家分行，在45个国家设有49个代理处，员工有3万多人；资产高达1200万叻币，相当于百万两黄金。

对于陈嘉庚而言，当时建图书馆最大的困难不是经费，而是土地。而土地需要地方官的审批才可以获得。1926年4月7日，他致函福建省省长萨镇冰，请求将福建经学会所在的前清提学使司署用地拨为福建图书馆的建设用地：

对于馆址公同讨论，以为欲求交通之便利，且为城台适中之地点者，实以旧学院衙署为最宜。经由叶校长出为接洽，已得省垣绅士之赞同，并将该馆定名为福建图书馆。兹按建筑费十五万元，购书费及设备费五万元，基金十万元，共约卅万元，概由庚捐出，随划汇应用。

为了使福建图书馆能够获得持续发展，陈嘉庚不仅允诺自己出建筑费和购书费，还表示将设立十万元的建设基金。三十万元“概由庚捐出”充分显示了其诚意。为了促成此事，他同时还致函福州的绅商，希望能够“鼎力赞同，玉成其美”。

事实上，陈嘉庚踌躇满志想要实施其宏伟计划之际，也是北伐革命蓄势待发、北洋政府岌岌可危之时。北洋政府甚至连政府雇员和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对于其创建公共图书馆这样的计划根本无暇顾及。福建官场也多为“只知利己”之人，对于“公益义务”则不闻不问，陈嘉庚对此事的态度逐渐由“充满期待”转为“心灰意冷”。1926年6月11日，他在给叶渊的信中写道：闽图书馆事，当局人既如此好生枝节，足知官场之人只知利己，何管于公益义务，可胜叹哉！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突如其来的战争显然打乱了筹建公共图书馆的计划，他在新加坡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1926年9月21日，陈嘉庚在给叶渊的信中写道：现下南北大战争，吾闽不幸势或波及，鹿死谁手乎？虽未可知。若蒋军胜，仍以其治粤、治汕之政策施之吾闽……

1926年10月上旬，何应钦率领北伐部队东路军分三路进入福建。12月2日，北伐部队逼近福州。12月4日，曾被陈嘉庚寄予厚望的萨镇冰卸任福建省省长一职。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自1926年春起，全球橡胶价格暴跌。从1926年至1928年，橡胶价格由每担180元降至90元，加上日本橡胶制品在东南亚低价倾销，其资产大幅缩水。

陈嘉庚在厦门、福州、上海等地创建公共图书馆的宏伟计划最终被迫中止。他后来回忆说：“此为我一生最抱憾、最失意之事件。”

（作者单位：蘑菇视频ios_蘑菇视频_蘑菇tv陈嘉庚研究院）